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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县后巷出土夏商陶片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3:05:26 阅读: 来源:合成导热油厂家

经过多年的考古分析与资料整理,温州市区县后巷建筑工地勘探日前获得重要成果,为了解探索温州古城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地层学资料。事情起因于2003年2月,温州市文物部门获悉市区县后巷一建筑工地挖出不少古瓷瓶及残片,即派人赴现场调查,发现该处地下有大量的宋代瓷片堆积,随后进行了深入勘探。

六大文化地层

反映古城各时期状况

勘探发现该地块东南角有清晰的文化层,根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可划分为6个不同时期地层:即现代层、灰黑色土层(民国时期)、灰褐色土层(明清时期)、灰色土层(宋元时期)、瓷片堆积层(宋代)、灰黑色土层(五代以前)。灰黑色土层以下为生土层,距地表深度约2.3米。该地块西南部发现一处宋元时期房址,相互叠压7个夯土(填土)层,使用时间分别为北宋至元代。最早的活动面距地表深度达2.1米。而距地表2.7米深处,有一处灰沟,沟内为贝壳堆积,伴有南朝青釉瓷片。

勘探区域在五代之前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化层,仅发现南朝时期的垃圾堆,说明在五代之前较长时期内,该处城市建设活动较少。而五代至北宋时期居住(活动)面约在今地表下2米处,这与杭州古城情况相似。两宋至元,城市建设活动频繁,地面不断抬升;元以后,温州城市建设活动趋于减少。

以上揭示的地层关系为确定温州古城各时期居住(活动)面状况及其在地表下的埋藏深度提供了重要切片。

最早的夏商陶片

认识温瑞平原地貌

在距地表约2.3米的五代以前的地层中,出土了两块印纹硬陶片,器表分别拍印叶脉纹及云雷纹,与好川文化晚期出土者相似,其年代约当中原的夏商时期。这是迄今为止温州旧城地下出土年代最早的标本。该出土地点距华盖山西麓仅200米,表明早在夏商时期,华盖山一带已有先民聚居和栖息。

夏商陶片的出土为重新认识温瑞平原的环境地貌及古城文化底蕴打开了一扇视窗。温州建城的传说都指东瓯国都城在瓯江以北,后因郭璞卜城而南迁今址。印纹陶片所出的第六层土质与其下的生土层接近,地势无明显起伏。这些迹象表明此地早在夏商时期应该已经成陆,具备建立早期城址的基本条件。

而此前的许多考古新发现也证实,温瑞平原自商代起就已出现高等级的墓葬,而且绵延不绝。如瓯海仙岩不仅发现高等级的西周土墩墓,也发现了高规格的商代墓葬,出土有青铜器和印纹陶;瑞安岱石山、杨梅山等地大量分布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石棚墓显然也不能看作平民墓葬,因为重达数吨乃至十几吨的盖石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有的墓还出土有成套小编钟,其墓主必是较高等级的贵族;战国乃至西汉东瓯国时期的墓葬也以瑞安岱石山等地最为集中。

由此可见,探寻东瓯国的文化渊源,温瑞平原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正是我们探索东瓯国都城地望的重要线索。

大量韩瓶堆积

表明酒务作坊遗址

勘探区域发现了大量的韩瓶及其碎片堆积。宋代瓷片堆积层厚达0.5以上,90%以上为韩瓶碎片。此前,在该地块东侧今高盈公寓北部地下也发现堆积如山的韩瓶及其碎片。去年底,东瓯王庙重修工地南侧地下亦挖出过大量韩瓶及其碎片。而这三处地块都从南、西、北三面环绕着蒙泉,距离蒙泉200米以内,总数当以万计。该现象表明蒙泉附近可能是南宋至元代重要的酒务作坊所在地。

韩瓶是一种小口、鼓腹、平底、器体修长、外施弦纹的粗制盛器,宋元使用十分广泛,在一些明代遗址中也有发现。韩瓶相传是宋代名将韩世忠的军队携带的军用水壶,故名。而早在北宋时就已出现一种经瓶(明代称为梅瓶),其外形与韩瓶极为相似,唯韩瓶多在肩部贴系,便于穿绳携带。这表明韩瓶其实是粗制的经瓶。它跟经瓶一样都是盛酒的器具。

封建时代,盐、酒、茶等多行榷禁制度。官设酒务,派监官管理,实行官酤法,是宋代榷酒的主要方式。宋代在绝大多数州县都设有官监酒务,私家酒店无酿酒权,要到官监酒务批发酒零售。《谈荟》:“温州有酒蒙泉、丰和香。”据《南宋市肆记·诸色酒名》记载,南宋时温州上供酒有清心堂、丰和春、蒙泉三大名酒。“丰和”一作“丰湖”,为旧城东门外之湖,与蒙泉仅一山之隔。由此可知,蒙泉酒务是宋代温州城内最为重要的酒务之一。

该区域大量聚集的韩瓶足以证实,蒙泉酒坊就在蒙泉附近,并且也应是以蒙泉之水酿造的。这里就是宋元温州城内规模最大的酒务作坊遗址。因宋代在州、府一级设置酿卖酒曲、征收酒课的机关称作都酒务,县一级谓之酒务。因此,这里很可能也是当时温州都酒务之所在。

居住面叠压

证明城区增高改建

与厚厚的堆积层相对应,勘探揭露两宋时期居住(活动)面层层叠压,厚度达1.2米左右。该块东靠华盖山西麓,东部即为高盈里(高盈里之名缘于该处地势较高,旧有“水漫城门齿,高盈满脚趾”之说),其地势在旧城中较高,可以排除局部填高的可能性。这一现象表明两宋时期温州城区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改建活动,导致城区地面显著增高。

对照史料记载,宋代温州,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作为浙南城乡货物集散地,商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绍圣间温州知府杨蟠有诗云“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可见当时温州经济之繁荣已可与杭州并驾齐驱。至宋室南渡,温州社会经济更是空前发展,开设了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务,成为国内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由于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口显著增加。宋初温州有住户16082,客户24685(《太平寰宇记》),至元丰间发展至住户80489,客户41427(《元丰九域志》),户口总数比宋初增加约3倍,再至南宋淳熙间,温州户数已增至170035,口数增至910657(明万历《温州府志》)。作为浙南之都会,温州城区人口的增加可想而知。

由于人口激增,市区日趋拥挤,原有的城市格局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城区的重新规划和改造势在必行。考古勘探发现居住面叠压,为宋代温州城市建设的空前发展提供了考古地层学依据,而文献记载也与此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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